香港二樓書店 > 解碼臺灣史1550-1720

推薦序

十六、十七世紀臺灣發生了什麼事？

江樹生（荷蘭檔案、早期臺灣史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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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世紀大航海時代迎面而來、東西方相遇與激盪的時空中，臺灣作為一個歷史舞台，在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賴文獻史料來說話──讓史料自己呈現歷史、敘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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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662年，荷蘭人在渾沌初開的臺灣扮演主角，這段逐鹿歷程，隨著19世紀以來荷文史料陸續出土，臺灣史的早期輪廓才逐漸成形、對焦。1980年代起，在荷蘭、臺灣、日本學者的合力編輯下，荷蘭國家史料出版局陸續出版《熱蘭遮城日誌》四冊，為荷蘭時代的臺灣史奠定了基本史料架構；1996年起，我有機會主持《熱蘭遮城日誌》的中譯計畫；後續又主持《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總書信集》的譯註計畫（按：2017年已出版至第5冊），隨著這兩套文獻的中譯本陸續出版，17世紀前半葉以臺灣為中心的各種人文軌跡和自然景觀，豐富、逼真而翔實地呈現在國人面前，更可貴的是，它們是連貫性、有系統的臺灣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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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碼臺灣史1550-1720》將早期臺灣史起自1550年代，等於將荷蘭時代向前推進了六、七十年，為一向朦朧、眾說紛紜的「前荷蘭時代」勾勒出一個概括的輪廓；接續的荷蘭時代，本書廣泛地引用了目前已抄錄、譯介的西方文獻，編寫出一個生動、精采的大眾讀本；荷蘭文獻中有不少村社、地名、人名，佳音發揮了他長於探勘、比定的功夫，一如《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那樣，讓一個個的村社、海商或海盜、地圖文獻等，變得清晰具體，荷蘭人與原住民、漢人發生的故事，一一定根於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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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書中多處點出「荷規鄭隨」、「荷規清隨」的脈絡關係，可知荷蘭時代在臺灣史的進程中扮演了制定者的角色。荷蘭人在公法、私法（如?社、稅法、原住民勞役）等法令或制度，分別被鄭氏時期、清代所承襲，論臺灣稅法的起源，不能不提1625年荷蘭人向李旦強徵貨物出口什一稅，重商主義的荷蘭人，帶來了「臺灣萬萬稅」；講起臺灣的房屋交易稅、檳榔稅、居留證、土地所有權等，一樣要從荷蘭人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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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在《熱蘭遮城日誌》、長官書信集，或《一般報告》，都難免因為出自荷蘭人的立場，流於主觀與偏見；對待臺灣史，吾人一樣應秉持客觀、明辨的態度，多讓史料自己說話，多提供討論的空間，而不是一種既定的立場、標準的答案。藉此與本書的作者、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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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多語言與跨族群的早期臺灣史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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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弟佳音，與資深編輯人黃驗，以協作的方式，完成這一部新作，分成渾沌、開光、翻轉、傳奇四大部分，再分小節，配以大量地圖�圖片、註解，以利閱讀，成為一本各階層人士都能閱讀、各取所需的優良讀物，也算是一部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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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方方面面訴說東番、荷西、清初的歷史，又能化繁就簡、深入淺出，嘉惠讀者，並非容易的事。在這本書中看到佳音用他大半的研究歲月所顯出的功力，如他致力於各種不同語文文獻的精讀，熟讀熱蘭遮城（臺灣城）日誌、荷蘭長官書信集、新港文書（190件），就更不用說同時代的日文資料，以及明、清時期的中文史料。他就荷蘭文獻中去破解出一些漢人的名字如亨萬（林宗載、Hambuan）、許心素（Simpsou)，從而就中文、日文史料取得印證；沒有語言的優勢，正如當代會葡語、馬來語、新港語、荷蘭語的通譯�通詞，?對寫不出這本書。這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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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臺灣史研究以日治、戰後時期較熱門，研究荷西時期及之前東番時期（1550-1620）歷史的並不多，而能就過去地名加以考訂，如大灣、東番、魍港、北港、八芝蘭的起源與地望；指出譯名需要調整的，如普羅文遮城應譯為赤崁省、熱蘭遮城應譯為臺灣城、Favorlang應譯為虎尾?，甚至有些史事的以訛傳訛，如最早叫臺灣為 Hermosa 的是西班牙人而非葡萄牙人，又如「安平金小姐」嫁給「船醫」的可能性不大；再如韓布魯克牧師英勇殉難的史實和時機都必須修訂，「甲」不是荷蘭人帶來的面積單位……。能精確解讀古文書、訂正長期以來錯誤描述的史事，有這樣功力的，除佳音老弟以外沒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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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更值得一讀的是，點出臺灣在世界史中的角色，以及自16年世紀以來族群多元性、語言多樣性的存在，從而也寫出有文字紀錄的臺灣歷史之連續性和獨特性，使得東番、荷西時期歷史更為豐富，令人讀之趣味盎然。無論是關於臺灣史的課綱制定，或是在第一線教學現場的國、高中歷史老師，甚至在大學裡教授歷史、通識課程的老師，都應參考。就是我，閱讀這本書後，過去一些錯誤的觀念，獲得修正；貧乏的早期臺灣史的知識，也得到補充，可謂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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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擔心佳音老弟不好好寫「學術論文」，而只在臉書上披露他新的研究成果，以博一個?！但他樂此不疲，也許是希望普及臺灣史的知識，更希望能很快就得到回應，精益求精。我真心希望他的這本有註解、有內容的書，能得到好的評價，特別是學術界的好評價。謹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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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接地氣與想像力構築的新視界

吳密察（臺灣史學者，現任國史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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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翁佳音兄、黃驗兄要合作出書，面對這樣的陣容（翁佳音是臺灣史的大專家，黃驗是優秀的資深編輯），我不但不能婉拒這個寫序的邀請，還感覺真是榮幸之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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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一般流通的臺灣史書籍，我經常說它們的內容是：「我知道的，它都寫了；我不知道的，它都沒寫」，而且寫的也多是「通說、俗說」，等而下之的則是充滿了「誤說」甚至「胡說」。言之有物，而且真有獨到見解，甚至開拓出一個知識之新世界的並不多見。像那樣的書，讀十本跟讀一本沒什麼兩樣，讀了之後的知識儲量，並不會有等比例地成長，甚至還可能誤入歧途呢！但翁佳音的書，則絕對是例外，他每次出書總是令人期待：不知這次，他又要帶我們泅泳於哪一個知識之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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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數量不算太少的臺灣史研究者當中，翁佳音絕對算是一個「異數」。他總是可以言人所未言，甚至帶你進入一個（經常比臺灣更大的）廣袤的歷史世界。當年，他用荷蘭文獻為我們重建出一個臺灣中部地區的「大肚王」，讓人驚豔。那時我就公開說：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了。「大肚王」的這個研究之所以可能，不但要能閱讀荷蘭文獻，也要能夠將這些外文文獻與中文史料相比對，最重要的是要對於臺灣內部的微細地理有所了解，這是外國人研究者相對陌生的（據我所知，中村孝志是少數的例外）。因此，外國學者都著力於研究臺灣與外部的關係（貿易），而少研究臺灣內部的問題（傳教事業應該是例外）。翁佳音既可以利用外文文獻（主要是荷蘭文、英文與日文），又熟悉漢文史料和臺語（翁佳音一直認為這兩種材料更是重要），而且對於臺灣地理、民情、風俗等在地知識都鉅細靡遺地了然於胸。因此，他總是可以隨手拈來各種文獻相互對證而見人所未見。最近他在個人的FB上所連載的「地名的野生思考」，就是很多人每天期盼的「臺灣史地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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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翁佳音相識甚早，彼此之間也知道各自對於台灣史及其研究的基本看法。因此，我也借這次他的大作《解碼臺灣史1550-1720》出版之際，將我們所主張的一些臺灣史研究之基本看法，做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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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臺灣史研究者必須「警覺」到我們據以進行研究之史料，絕大多數是「外來者（或外部者）」所留下來的。這些「他者」透過他們的理解（或誤解）來記載（重現）臺灣。「他者」這個曲光鏡，必然多少會將臺灣變形了（翁佳音經常喜歡舉的例子是：外文書中如何將臺灣的廟宇畫成教堂模樣）。「他者」也必然不會是沒有選擇性地來記載台灣。因此，如何穿過迷茫、扭曲而「穿透紙背」地看到這些他者所製作出來的史料，就應該是研究者的基本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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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不論是哪一種史料都內含著製作者的意圖，而且這些史料為何可以穿過時間留存到現在被如今的研究者所使用呢？也就是說，史料必須被「質疑」而不是被原樣地抄錄使用。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就是一般所謂的「史料批判」。大學歷史系的大一新生在「史學概論」的課堂上，應該都被老師這樣教過。但或許大家都還記得「史料批判」這四個字，卻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給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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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我們更不能忘記：歷史上臺灣是個「文盲社會」。或許「文盲社會」這個詞用得太猛了！但請想一下：1945年的時候，臺灣具有寫日記程度之文字書寫能力的人口比率有多少？即使臺灣的史料有一些是本地人所留下的，但這些史料卻極為少數，而且也多集中於某些內容（例如：財產、祭祀、宗教相關，或文人之詩作）。因此，非文字的史料（例如：口述、記憶、技術、工藝、器物等）的重要性，就會相對增加。但這卻是一般的歷史學者所忽視，或相對無法駕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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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即使是大家相對熟悉的漢文史料，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清代以後所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大都是官僚、官府所留下來的與行政相關的史料，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對於漢文史料裡幾乎無所不在的士大夫儒教主義，也不能不加警覺。儒教主義不但會扭曲庶民的行動、作為和文化、價值觀，而且也會因此而對於社會的現象有所取捨和特別的詮釋。除此之外，漢字的「表意」性質，也經常誤導了我們對於台灣事物的理解。就如本書中也特別舉出來的例子：「大灣」、「臺灣」、「埋冤」，如果只從漢字的表意性質來看，「大（海）灣」當然與「埋（喪）冤（魂）」相去甚遠，但如果從表音的側面來看，其實「大灣」＝「臺灣」＝「埋冤」。對於不識之無的文盲來說，當然不能理解漢字所表的意而只能取其音。因此，對於一般人來說，「大灣」、「臺灣」、「埋冤」都一樣，都是Taiwan（甚至是Tayouan）；但是對於識字的士大夫來說，它們便有所不同了（尤其，「埋冤」是多麼具有音義兩方的豐富意象啊）。類似的例子，只要看看連雅堂或是最近一些文史工作者的地名（過度）解釋，就知道真可謂是「俯拾皆是」了。但是西洋文字（其實還包括日文、臺語），很容易就會讓人注意到它的表音性質，因此翁佳音常常用荷蘭文和臺語來做他的歷史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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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關於史料之性質的說明，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卻經常被研究者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給「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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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佳音的台灣史研究，可以說是堅守博搜史料、深入解讀、細緻考證、宏觀解釋這幾個歷史研究者應有的基本守則（雖然不少歷史研究者做不到）。但是，我還要特別強調兩點：接地氣、想像力。一般歷史學者在不知不覺間都會有一些文人氣，也就是不識草木蟲魚、不知稼穡、不知升斗小民之生計，只知家國大事、只知人文雅興、抽象思考。但是歷史的主角除了有英雄、政客、文人、大思想家之外，更多的是每天為生活奔波奮鬥的小民。要瞭解（研究）這些小民的奔波與奮鬥，顯然必須接地氣。這種接地氣，還必須接本地的地氣。我們本土的文字史料相對地少，鄰近的國家又是個「文字大國」，因此不知不覺間常會被數量龐大的外地文字史料裡的知識給「殖民」了。例如，目前建築學者不知從哪裡找來了「馬背」這個詞來指稱臺灣傳統建築的部位，但我懷疑臺灣師傅真是這樣稱呼該建築部位的（至少，我用我的母語講不出「馬背」這個詞）。當然，如今既然是事過境遷之後來理解（研究）歷史，歷史研究者自然也需要有相當的想像力。我雖然認為翁佳音是目前臺灣少數的優秀臺灣歷史研究者，但這樣說下來，他似乎也只是踐行了一個歷史研究者的基本而已（希望他不會因為我這樣評價他而失望！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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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佳音的臺灣史研究雖然不斷地有亮眼的成果，但在呈現上卻顯得不充分、也不具體系性。翁佳音總是「太忙」（他興趣太廣，總是一個題目接著一個題目追下去。他的稿債也太多，總是被追趕著），因此難得將他腦海中已經就緒的研究成果充分地、有條理地，甚至有文采和有情節地表達出來（其實，他早年還是個「文學青年」呢！）所以，他需要另有助手或是編輯，來把他腦海中的寶藏挖出來並有條理、有順序地轉換成適合閱讀的出版品。此次，他的合作搭擋黃驗先生是出版界的資深編輯，經驗豐富、功力老到，而且對於臺灣歷史也有深入的瞭解，是翁佳音的適合搭擋。這樣的搭檔之優秀臺灣史作品，當然值得極力推薦。?

作者聯序

假如歷史像一塊五花肉

翁佳音、黃驗

　　「葡萄牙船員航經臺灣海峽，遙望臺灣，樹木青籠而美麗，乃譽之為美麗之島（Ilha Formosa），於是臺灣之名，廣播於世！」許多教科書、大眾讀物如此描述西方世界第一次發現臺灣，發出這一聲驚嘆，「福爾摩沙」一詞因此成為歐西人士對臺灣的定稱。但徵諸16-17世紀西方文獻，葡萄牙人講到Formosa，多半是指臺灣島北方的一個島嶼，並無「葡萄牙人驚嘆美麗之島」的文獻依據，追根究柢，此說是後來的誤解、遐想與編造，逐漸訛傳成為定說、成為講述臺灣信史源流的一個標準化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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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18世紀《葡英雙語字典》的〈Ilha Fermosa〉之釋文說葡萄牙人統治過臺灣，有關早期臺灣史的敘述，存在不少訛誤、謬說，許多模糊空間、無人地帶有待解密。這裡摘引一個老編和他經常請益的一位學者之間的相關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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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編：荷蘭人在1624年被趕來臺灣，意外地開啟了「荷蘭時代」，但臺灣的信史並非斷自1624年，在此之前若有一段前置期，可上溯至哪一個年代？

　　學者：1550年代起，東亞華人海盜，即中國史籍所說的「倭寇」便在臺灣進進出出，一直延續到1624年，這七十多年間（「前荷蘭時代」）或可定義為「東番時代」，甚至稱「倭寇時代」也無妨，這才是近代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臺灣史的開端。

　　老編：這是大膽設定。「東番」之名，始見於1573年海盜林鳳侵擾事件，這麼說來，「東番時代」與1550年豈不是有一段時間差？

　　學者：文獻記載1610年代福建海澄有臺灣名產：鹿筋、烏魚子、鰻魚脬，這三味並非一夕之間聲名鵲起，至少先有一二十年的「賞味期」，才形成口碑然後見諸文獻。同理，「東番」之名必也經過一段生成期，然後人云亦云，到了1570年代，「東番」終於正式出現在西班牙神父、大明官方的文書上。

　　老編：1550-1620年代中文文獻關於臺灣的記載比較片段、含糊，需經多方爬梳、比定，才能建立拼圖；1620年代荷蘭人留下系統性的文獻，這些文獻的抄錄、譯介，十分關鍵；前行代學者村上直次郎、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樹生、包樂史等相繼奠定可觀成果，您也參與其中；相對之下，坊間的譯介五花八門，譬如，中文翻譯有倍德基雷姆（Betgirem）、巴西敢（Vassican）、柯達王（Quataong）等等，這些歐式地名、人名，跟這塊土地似乎有段距離？

　　學者：Betgirem、Vassican即清代中文文獻的馬芝遴、?兒干；Quataong，從漳、泉音應譯作「番仔王」，這些基本考證，我二十幾年前都作過了。荷西文獻中的地名、人名、村社名，直接音譯，固然帶有異國風情，「具國際觀」、「學術性濃厚」，卻往往不知所云；因此必須徵諸東、西方文獻，從歷史、語言、考古學等多角切入，才能與跟歷史，跟斯土斯民對焦、連結。

　　老編：這是重構歷史現場，通俗地說就是「接地氣」。荷蘭人引進臺灣的事物、制度之中，有一項是土地面積單位「甲」，其確切根據何在？

　　學者：這個議題，我二十幾年前就寫過了，荷蘭文獻：「甲」是根據臺灣的漢人自己的計算單位；相反地，最近我發覺，田園開墾計算單位的「張犁」，是源自於荷蘭時代，這種計算，中國本土不常見……

　　老編：文獻上說，鄭成功左手臂長了幾顆腫瘤，因此延請駐在雲林?兒干的荷蘭醫生渡海去中國看病，何以另有「鄭成功罹患梅毒」之說？

　　學者：荷蘭文獻有的寫作morbum（病），有的寫成knobbellen（腫瘤），後者指病名，morbum是拉丁文，泛指生病。中國學者把morbum譯作「梅毒」，該書在臺灣出版前，我未能有機會訂正，殊為遺憾。翻譯失誤，會嚴重影響歷史圖像的重繪與論述的再建立，不能不慎。

　　老編：1600年代閩粵航海人奉祀的海神，主要有協天大帝（關帝）、天妃（媽祖）、舟神，並未定於一尊；1650年代文獻指出，當時漢人尊奉的神祇有72位，媽祖排名第39，這是有趣的社會現象。

　　學者：依據當時在臺灣的蘇格蘭人萊特（D. Wricht）之觀察，漢人社會有72尊神，首位是（玉皇上）帝（Ty），其次是地皇（Te-oung）、水仙帝王（Tsuy Zyen Tei Oung）、菩薩、觀音等等，媽祖（娘媽Nioma）排名第39，他所記的傳說滿有意思，指媽祖以在室處女之身，遷居澎湖……；媽祖在臺灣後來居上，且香火鼎盛，是清代以後的事。照清代官方文獻，是天妃娘媽助清打敗明鄭王朝，大清帝國因而敕封為天后。

　　老編：您在facebook發表許多精闢文章，寫到荷蘭時代臺灣即有「孝女白琴」；又寫到很多連研究荷蘭、西班牙的專家學者也不知道的重要插曲，這讓朦朧的臺灣歷史變得清晰、立體。

　　學者：我寫Fb，主要作為博碩士生的教學討論，兼而反省當前學術或教育界的臺灣史論述，是否有欠缺方法論，或實證批判，或墨守斷代分期的舊規。目前已發表「地名的野生思考」一百二十幾篇、歷史隨筆百餘篇。這些文稿基本上不限於歷史斷代，也不限於臺灣本島，我想具體表現我們國家歷史的世界視野，同時也是釘根土地的喜怒哀樂，讓歷史不再像學術論文那般嚴謹冷硬，或像政治語言那樣武斷、激情，令人神經緊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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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對話揭露出各種鮮為人知，或翻轉常識，或以訛傳訛的史事史觀。在1550年代仍經常被叫錯名字、畫錯方位的島嶼臺灣，從封閉、朦朧的初始狀態，倏然撥雲見日，跨入國際歷史舞台，交織著不少傳奇色彩。2015年初，老編徵得這位學者的首肯：以第一手文獻的生鮮故事為本，擷取前述種種精闢創見，薈萃成編。臺灣的存在從頭說起，呈現一部深度解密、原汁原味的大眾讀本。《解碼臺灣史1550-1720》一書的編撰構想，於焉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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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一大特色，在於提出長期歷史的概念，起自1550年代，斷至1720年代，涵蓋東番、荷西、鄭氏、清朝四個歷史分期。在編輯的協力下，將51個單篇劃分為四大單元，形成本書的內容結構。臺灣史由各個不同時期、族群、文化，一段一段的接續，不論是脈絡相連，或層層堆疊，它在時空的熔鑄下演化成一個盤根錯節、合為一體的結構。雖有1550-1720的年代斷限，但在編寫上，素材的剪裁、專題的觸角都相對開放、彈性，概因臺灣史的本質具有多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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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時的（Diachronic），歷史是個有機體，形狀像一塊五花肉，皮肉相連、肥瘦相間，一層一層之間存在著各種連續性，因此有「荷規鄭隨」、「鄭規清隨」等脈絡關係，譬如：荷、鄭、清一脈相傳的「臺灣萬萬稅」；清人說臺灣的房屋稅（厝餉）始於鄭氏，殊不知1638年荷蘭人便已開徵房屋交易稅，買、賣雙方都應繳10％稅率；清代當差傳送官府文書的快遞「麻達」，可追溯到荷蘭人征服各村社後訂定的條約，規定原住民應無條件聽命差遣，負責傳遞公司的書信、包裹、箱子、籃子等物，若有怠慢或違令，視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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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時的（Synchronic），同一時期的歷史現象，分別在不同區域或國度發生，其間存在著某種相似性或巧合。譬如，擅長理髮兼拔牙、割瘤、切肢的荷蘭船醫，在臺灣、在長崎的際遇和發展有別，以荷蘭船醫為背景的流行歌曲〈長崎物語〉和〈安平追想曲〉卻異曲同工。1656年德國人保羅．佛斯特（Paul Furst）繪製的鳥嘴醫生（瘟疫醫生），反映了肆虐歐洲的黑死病，同一期間臺灣飽受天花、瘧疾、麻疹肆虐，有的村社95個成年男子僅34個倖存。同一期間，2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帝）感染天花，遭到隔離，癒後形成輕微症狀的麻臉。透過這些參照，可發現不同的地理空間之相似性、共通性。荷蘭時代將原住民的祭儀視為異端，採取獵巫（witch hunt）手段，驅逐西拉雅族女巫、搗毀各村社的偶像，此舉可放在16、17世紀歐洲如火如荼地迫害異端、絞殺女巫的脈絡中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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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地的（Local），臺灣史研究不僅在彰顯主體性，更要體現在地性。荷蘭人、西班牙人以羅馬字拼音，帶有異國風味的地名、社名與人名，到底是指臺灣何地、何人？學院作家似乎比較無心思，或無力去索解，畢竟，這項工作必須參照東西方文獻，透過歷史學、語言學的視角，才能深入歷史荒原，尋跡辨位。例如，1630年代全臺灣第一大聚落Favorlang，歷來被音譯成：華武?、費佛朗、法佛朗、法波蘭、法勃蘭等多種洋化地名，都缺乏在地感；譯作「虎尾?」，歷史現場立即浮現，這是歷史文獻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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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研究是一門科學，不是一種信仰。本書要傳遞的，是讓更具體的史實自己說話，提供一個對話空間，避免強求標準答案。一塊完整的五花肉，要連皮帶肉、有肥有瘦，不能挑肥揀瘦，獨沽一味。臺灣史亦然，觀點、視野不能偏執；受到荷蘭殖民史觀的影響，論者或以為1630年代的臺灣走向泛蘭治世（Pax Hollandica）、臺灣人因接受宣教而成為「文明」族群。這是從殖民者、從政治或宗教來看，但是若從被殖民者及其族群文化來看，觀感截然不同。荷蘭時代是臺灣近代化的先聲，但其不文明的一面不遜於黑暗時期；鄭成功有生之年，開國、復國雙轡並進，並未定調，後人難以代他自主心證；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有時曲折複雜，甚至動機與結果相悖反，鄭成功矢志恢復明室，卻成為東寧獨立的先機；施琅滅鄭後，與姚啟聖都盤算欲將臺灣賣還荷蘭，無奈對方興趣缺缺，只得將臺灣收入版圖。觀點必須全面，才不失信於史；在視野上，除政治史外，本書兼及若干人群、風俗、信仰等文化社會史領域，譬如，早期臺灣部分地區、部分族群存在著「有室家者百不得一」的社會現象，但若逕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來概括，則過於簡化。見樹亦見林，應是我們對待臺灣史的一種基本態度。